对“崇祯勤政无用、万历怠政无错”的反驳

原标题：对“崇祯勤政无用、万历怠政无错”的反驳

虽然《明史》在编纂过程中，对一部分私人笔记不加考证一并录为信史，为后世研读增加一些迷雾，但就明亡责任所下定论“实亡于神宗”却是十分客观中肯的评价。

本文将从以下五个部分反驳近两年来民间为万历所兴起的“翻案之风”。并重申：万历是明亡第一责任人，无法翻案，无可翻案。

一、万历怠政的表现

一直以来，公众对万历怠政的印象，就是三十年不上朝，于是，针对此，又派生出一系列为之洗地的奇谈怪论，如“皇.帝在家办公不需要上朝论”，如“内阁能干不需要皇.帝事必躬亲论”。这些话可以说，连万历怠政的具体表现都没有搞清楚，避重就轻。

史家说万历怠政，主要是针对他的三种行为而论的：不见群臣、奏疏留中、缺官不补。就影响危害来说，不上朝、不见群臣，相对比来说仅仅是危害性最小的一种。而奏疏留中、缺官不补，为害尤甚。以下一一言之。

二、奏疏留中：内阁几乎失业

万历的怠政，绝非将政.务倾心委任内阁，恰恰相反，内阁在万历大量“留中”奏疏的行为下，几乎快失业了。

首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留中”。按照明中叶以后的中.央政.治制度运作方式：凡有奏疏，首先送呈皇.帝，皇.帝再选择将奏疏或发内阁票拟，或径自发中旨，或留中不发。

毋庸置疑，在三种处理方式中，送至内阁票拟，显然是更符合理学家对于“君臣共治”的秩序构想。而中旨频传虽与士大夫理念背道而驰，使君主难免“刚愎”之名，但起码国事有人处理，不至于使得政.府.工作造成延误。

而“留中”，则是皇.帝扣下奏疏不做处理，既不自己表态，也不转给内阁票拟。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内阁几乎失业。

国.家之所以不亡，完全是明王朝这个庞大的主体依靠自身惯性苟延残喘。《枣林杂俎》曾记录叶向高的感慨：

万历之季，疏多留中。福清叶向高、德清方从哲相继首揆，尝閴坐终日。福清曰：「安得票一疏，全我体乎？」

万历留中的奏疏，其内容与数量可谓是触目惊心！

《神庙留中奏疏汇要》体例编排以六部为别，吏部70疏、户部66疏，两部相加之篇幅几占全书一半。

其中又以人事迁除与请赈济、请蠲免内容为最多。而《汇要》收录的留中奏疏，数量仅仅是沧海一粟。

从时间上看，“留中”奏疏，在初年不过偶一为之，不成声势。迨到万历二十九年以后，万历于紧急兵事之疏，亦多“留中”，奏疏“留中”现象愈趋严重。（详见本文配图李佳《明万历朝奏疏“留中”现象探析》）

外廷之臣的奏疏，万历经常留中置之不理，那么内阁的情况如何呢？在万历朝前期，申时行任首辅期间，万历也已经对内阁的揭帖爱答不理了。申时行《赐闲堂集》卷38：

“近来事体与往时大相悬绝，阁中开导斡旋止凭揭帖，往时或奉御札，或令文书房口答，无中寝者。今答者什之二三，寝者什之七八。”

万历将大量奏疏留中，严重影响了正常的政府运转，更贻害百姓。

“王家屏《王文端公集》：今章疏频留而不下，内阁不得票拟，外庭无由禀承，省决殆少疎焉。原其初，偶以圣意未协，间一留览耳。后来停阁之多，寝以稽滞，事关黜陟刑赏而留，纲纽为之渐弛矣。”

万历连奏请赈灾的奏疏都留中不发，因此，内阁不能票拟，六部不能施行。在地方政府与地方百姓看来，就是朝.廷毫无任何赈灾举措。

“《明神宗实录》卷492：户科都给事中李应策言……今各处奏报旱灾，只下抚臣贾待问一疏，魏允贞、曾如春、汪应蛟等各奏报久而未发，人窃惑之。”

三、缺官不补：政府几近瘫痪

废话不多说，请看自万历三十年以来，诸臣奏疏中所述明朝中.央大臣、地方大僚到底还剩几人在位。

“万历三十年六月乙卯，吏科给事中田大益疏请急布贤才，以防祸乱：“方今南北二部缺三尚书、十侍郎、一副都御史、十寺监司、卿九十四，台省各省直缺巡抚二十二、藩司四十四、臬司二十五。”

“万历三十一年六月己酉，吏科都给事中项应祥条例八极：“一、内外员缺之极，两京部院大臣缺至二十余员，各省直司道府等官缺至九十余员。”

“万历三十二年正月辛酉，大学士沈一贯等言：“今礼、兵尚书久缺，吏部近又缺，六部侍郎止四、五人。南京部院尤缺，巡抚特遣重任也，而河南久缺。”

（……余下甚多，篇幅有限，暂不列）

缺官就意味着这份工作没有人做，大规模的缺官意味着政府陷入半停摆的状态，无法正常履行职能，比如赈灾，比如收税。

明末严重的赋税拖欠问题，与万历缺官不补有极大关系。汪应蛟《计部奏疏》：

“臣备员留计，兼摄督储，查南粮积逋之数，自万历四十二年起，至四十七年止，共一百六十余万。又查三十五年起至四十一年止，亦一百五十余万，此皆田粮正赋，并非额外加征，何有司殆缓若此。盖缘三十年来，卿贰多缺，更署不当。”

四、不见群臣：君门万里

对万历这一点的表现，没什么好多说的。仅针对一种看法做个纠正：

实际上，因循苟且的臣子乐得不见君主，反而越是优秀、越是希望有所作为的内阁辅臣，就越希望君.主多召见臣子。

以高拱为例，他曾非常痛心地说出君臣道隔的隐患：

“致君以格心为本、格心以诚意为本、今日辅德之事全未，且莫说朝夕纳诲、格君心之非，即平日何曾讲论个道理、商量个政事？纵紧急不得已事，亦只札子往来而已。书既不能尽意，而又先经内官之手拆视而后进上，机密之言，如何说得？君臣道隔，未有甚于此也。然事须面议，乃得其情，而面议不得，开端不止，内官不乐人主与大臣说话，恐破其壅蔽，而辅臣亦不敢苦请面对，若忽然问一件道理，未必能知，问一件事体，未必能处，原无本领当面说个甚，所以亦不乐于面对也。（高拱：《本说》卷5）”

方志远《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这样评述高拱之言：“如果不是身在其位，恐怕无法有如此深的感受。原来皇.帝不亲政、不面接大臣，竟然是最高决策层的共同选择：宦官不愿皇帝见大臣，担心君臣一见面，一交谈，自身的营私、作弊、弄权便暴露无遗；大学土和皇.帝也不愿意见面，封闭既久，见面之后难以沟通，前者担心没有真才实学而丢面子，后者更不愿在外臣面前露短。见了大家都不方便，内官不便、大学士不便、皇.帝更不便，大家都清心省事，于是垂拱之治成矣。”

五、对“怠政”与“勤政”的正确看待

在士大夫政治中，士大夫们既希望君主勤政，多亲近臣子，又不希望君主独断；既将君权抬到一个神圣化的地位，又加上种种道德要求。

这种看似矛盾的心态，必须深入其境才能理解，绝不能非黑即白地判断。明代君臣关系常常处于紧张状态，而读史之人选择同情哪一方时，不能简单地一概认为皇.帝就是公正的，或认为臣子就是无私的。

而应论心论迹。

万历与文官集团的种种斗争，为的不是要有所作为，而是自毁，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斗气，而以整个国家，亿兆生民为牺牲品。

这种斗争，恕我实在同情不起来。

到崇祯时，君臣深知万历怠政之弊，所以少年皇.帝的勤政被才会被称颂为圣人，在皇.帝而言，他为了修复千疮百孔的社稷江山不得不做勤勉之主（太多坑要补了），对臣子而言，终于可以挽回万历三十多年怠政，使臣子之体不存的羞辱。

万历万事不管，崇祯事必躬亲，万历宽纵，崇祯严苛。

万历苟且度日，崇祯力图振作。

士大夫们虽然摆脱了坐冷板凳的境地，他们中的有些人却又担忧起过于强势君主会侵夺臣下职权。于是崇祯被谴责为“苛刻”、“刚愎自用”、“不近人情”。

有的人反驳“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这种观点时说，“有什么样的君主就有什么样的臣子”，这种逻辑有一定道理却用错了地方。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崇祯年间那些不堪一用的亡国之臣，正是在万历年间文恬武嬉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因为过惯了万历时期文恬武嬉的悠闲日子，反而对崇祯在国家危难之时，严格考成，整顿贪污舞弊，填补财政赤字等举措横加指责。

而后人不究其因果，万历怠政，将大好河山搞得千疮百孔，赢得各种宽容辩解；崇祯勤政，试图收拾河山拯救破败，却被百般苛责。

这正是“不谴责制造问题者，反去谴责解决问题者。”

徒增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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