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耶稣会士与明末历法改革

时间：2019-09-05 13:40:59 来源：作者：网络

原标题：韩琦：耶稣会士与明末历法改革

韩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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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日前，韩琦教授新著《通天之学：耶稣会士和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三联书店，2018年）获第11届国际亚洲研究学者大会（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Asia Scholars，ICAS）图书奖（荣誉提名奖，Honorary Mention）。

国际亚洲研究学者大会自1997年创办以来，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有关亚洲研究的国际学术会议，每两年举办一次。2004年，大会创立国际图书奖（International Book Prize, IBP），旨在吸引国际学者对亚洲研究著作的关注。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它已发展成为蜚声国际的著名奖项。

《通天之学：耶稣会士和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一书以耶稣会士和天文学为主题，通过系统研读国内外所藏清代历算著作、官方文献和清人文集，并与欧洲所藏第一手西文档案资料互证，在全球史和跨文化的视野下系统阐述天主教传教士与欧洲天文学传入中国的诸面相。作者试图将天文学传播置于政治史、社会史和宗教史的语境中加以讨论，完整勾勒清代近两百年间欧洲天文学在华传播的历程，深入分析了皇子、传教士、钦天监官员和士大夫群体在知识传播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

利玛窦、徐光启像铜版画，A. Kircher, China Illustrata. Amsterdam, 1667，上海图书馆藏

通天与敬天：欧洲科学在明清之际的传播（节选）

文 | 韩琦

欧洲在新航路发现之后，各国国力日益增强。从15世纪开始，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开始在全球进行探险活动。1514年，葡萄牙人到达中国，西班牙人紧随其后。这些活动促进了欧亚之间的相互了解，拓展了欧洲对中国文明的认识，对近代欧洲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582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入华，揭开了中西交流崭新的一章，之后传教士接踵而来。在16世纪至18世纪，耶稣会士起到了中西文化传播者的作用，是当时好奇的欧洲人了解中国最重要的信息来源。明末清初，中国科学开始从传统向近代转变。耶稣会士来华时，历算之学发展缓慢，一些传统著作甚至湮没无闻。因此，传教士传入的西方科学，特别是数学和天文学方面的成就，为停滞的明代科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西学的传入，使得士人重新审视传统学术，促进了传统科学的复兴。

在这一过程中，耶稣会士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耶稣会士通晓欧洲科学，又怀着强烈的宗教热情，欲归化中国，传播天主教义。在他们眼里，科学作为了解上帝的重要手段，在万物中发现上帝，以“愈显主荣”（Ad Majorem Dei Gloriam）。来华耶稣会士为达到传教之目的，深入研究中国典籍，并和士人广泛接触，促进了欧洲宗教、科学和艺术在中国的传播；同时通过他们的翻译和介绍，欧洲学术界开始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科学。当利玛窦发现儒家文化根深蒂固之后，采取了适应政策，如学习汉语，身着儒服，结交士绅，尊重中国礼仪，研究古代典籍，以调和古代经书和天主教义。同时耶稣会士也采用了学术传教的手段，即通过介绍西方科学，特别是历算之学，来达到吸引士人入教之目的。

耶稣会由西班牙人罗耀拉（Loyola，1491-1556）创立，目的是重振天主教会，维护教皇权威，1540年获得教皇保罗三世（Paul III）的批准。耶稣会士的教育机构，最重要的是学院（college）。这种教育继承了以前的人文传统，被分为三艺（Trivium），包括语法、修辞和逻辑；四艺（Quadrivium），包括算术、几何学、音乐和天文学。1551年，罗马学院（Collegio Romano）建立，不久成为耶稣会教育的范本。耶稣会学校曾培养出不少著名的学者、思想家和科学家，对16至18世纪科学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作用。17世纪初，在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支持下，为年轻的贵族陆续设立数学讲席；路易十四时代，以皇家的名义，也曾设立数学讲席，以便发展航海事业，这都与耶稣会有关。耶稣会士在欧洲所受的教育，是他们在中国从事科学活动的基础。

由于利玛窦在罗马学院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在科学方面已颇有造诣。来华后，他凭借非凡的语言才能，很快掌握了汉语，并努力学习儒家经典，博得了士大夫的好感。1601年，他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如愿以偿，到达北京。他与徐光启等人过从甚密，以《乾坤体义》《几何原本》之翻译为开端，西方科学陆续传入中国。

耶稣会士《数学、天文观测》（巴黎，1729），上海图书馆藏

明初以《授时历》为基础编成《大统历》，但不久推算日月食就有差错。在利玛窦到达中国之前，已有一些人发现《大统历》预测日月食不验，并酝酿进行历法改革。万历年间，改历的呼声显得更为突出，范守己在万历十三年（1585）所上的“十二议：历法”中即提倡改历，后来与周子愚、徐光启一起参与历法改革，他对历法改革的论议，为《崇祯历书》的编纂打下了舆论基础。1595年，朱载堉进《圣寿万年历》《律历融通》二书，提出改历的建议。稍后，邢云路也曾建议修改历法，但遭到了保守派的反对。利玛窦来华，传播科学，可谓适逢其时，但他觉得自己并不擅长天文理论，因此向罗马发出了呼吁，迅速派遣精通天文学的耶稣会士来华，以迎合中国改历的需要：

最后我有一件事向您要求，这是我多年的希望，迄今未能获得回音。此事意义重大，有利传教，那就是派遣一位精通天文学的神父或修士前来中国服务。因为其它科技，如钟表、地球仪、几何学等，我皆略知一二，同时有许多这类书籍可供参考，但是中国人对之并不重视，而对行星的轨道、位置以及日、月食的推算却很重视，因为这为编纂《历书》非常重要。我估计，中国皇帝每年聘用二百人以上，花费很大钱，编纂历书，且成立钦天监专司此职；目前中国使用的历书，有《大统历》与《回回历》两种，对推算日月食，虽然后者较佳些，但均不准确。宫里宫外各有两座修历机构，宫内由太监主持；宫外则设在南京雨花台，由学人主持。可惜他们除遵循先人所留下来的规律进行推算外，其它可说一概不知。

1610年，钦天监推算日食，职方郎范守己上疏指出其误，礼部官员请求访求精通历法的学者。1612年初，礼部获知大西洋归化之臣庞迪峨（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1575-1620）等带有彼国历法，于是上奏皇帝，请求按洪武年间译修西域历法的事例，让他们和徐光启等人翻译成书。钦天监五官正周子愚提出：

大西洋归化远臣庞迪我、熊三拔等，携有彼国历法，多中国典籍所未备者，乞视洪武中译西域历法例，取知历儒臣率同监官，将诸书尽译，以补典籍之缺。

于是礼部推举邢云路、范守己以及徐光启、李之藻等人改历。天启三年（1623），钦天监监正周子愚再次提出改历，并请葡萄牙耶稣会士阳玛诺（Manuel Dias，1574-1659）参与其事。

翻开明代改历的奏疏，可发现多与日食、月食有关。这是因为，预报日食、月食是钦天监的活动之一，也是皇帝和国家事务的重要部分。为什么到了崇祯年间，皇帝才作出修历的重大决定？其原因也与日食有关。

崇祯二年（1629）五月初一日，因为发生日食，钦天监用大统历、回回历所推有误，而徐光启用西方的天文学方法推算，与实测相符，于是被皇帝委以修历重任，开设历局，大规模编纂《崇祯历书》。最初参与的有龙华民（Niccoló Longobardo，1559-1654）、邓玉函（Johann Terrenz，1576-1630），而以邓玉函的贡献最大。次年，邓氏去世，罗雅谷（Giacomo Rho，1592-1638）、汤若望（Johannes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随即被召至北京，使得改历得以顺利进行。徐光启还推荐了一些对西学、天主教有兴趣的学者参与修历，崇祯二年七月，李之藻被举荐到局工作，但次年即因病过世。他还力邀精通历算者或奉教士人（如金声、王应遴等）到北京历局工作，以续成《崇祯历书》。1633年徐光启死后，由山东参政、天主教徒李天经（1579—1659）继任，主持历局工作。

欧洲奇珍物品油画，注意其中的《崇祯历书》一书。见John Merson, Roads to Xanadu: East and Wes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1989.

明代的中国，以天朝大国自居，外国使节——如周边的朝鲜、越南、琉球，乃至东南亚国家——来华，都以朝贡的方式，这些使臣被官方文书称作“陪臣”。当传教士来华之后，也被冠以“陪臣”的称谓，有时前面还加上“归化”两字。用“陪臣”来指代传教士，在明刊本《熙朝崇正集》一书中就已出现。1601年初，当利玛窦进京时，向万历皇帝“贡献方物”，其奏疏就自称为“大西洋国陪臣利玛窦”。到了崇祯改历时，“陪臣”字样屡屡出现。如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等人，都被列入“陪臣”。这种称呼的背后，隐含了中华文化高于西方文化的优越感。

那么，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下，要向传教士学习，要把西方的历法引入中国，无疑会充满阻力，引起士人的反弹。这里就不能不提向西方学习的先驱者——徐光启。

事实上，明代不仅在传统历法方面，在传统数学方面也处于衰微时期，“算经十书”及宋元算书在当时已几乎成为绝学，这一时期的数学著作大多是复述以前的工作，很少有所创新。宋元数学家使用的天元术，至明代已很少有人理解，顾应祥在《测圆海镜分类释术》中称：“虽径立天元一，反复合之，而无下手之术，使后学之士茫然无门路可入。”宋元时期的增乘开方法、四元术已无人知晓。明代数学的主要成就表现于珠算著作的出现和珠算的广泛使用，但数学的总体水平还比不上宋元时期。

早在1600年，徐光启就在南京和利玛窦相识，由此认识到了西方的实用之学。徐光启1603年入教，次年赴北京参加会试，与利玛窦过从甚密，开始合作翻译丁先生注解的《几何原本》，对西方数学的逻辑推理大加赞扬。接触到了欧洲文明之后，徐光启开始用新的眼光对自己的文明加以审视和批评，并通过比较，考察彼此的优劣。他对中国科学的现状进行了反思，在《刻〈同文算指〉序》中颂扬了西方数学，写道：“大率与旧术同者，旧所弗及也；与旧术异者，则旧所未之有也。旋取旧术而共读之，共讲之，大率与西术合者，靡弗与理合也；与西术谬者，靡弗与理谬也。”而对传统数学则十分鄙弃，认为“虽失十经，如弃敝屐矣”。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徐光启接触的数学典籍不多，对传统数学的了解有限，这种偏激、夸张的说法也就在所难免了。他还认为“算数之学废于近世数百年间”，“废之缘有二，其一为名理之儒土苴天下之实事；其一为妖妄之术谬言数有神理” ，分析了数百年来数学不能发展的原因，并宣告了学习西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徐光启的反思目光敏锐，颇有启发意义。除了对西方数学的翻译、介绍，乃至对传统历算的批评和反思之外，其科学活动主要在于对历法改革的领导和组织。

我们看到，崇祯改历正式开始之前，在赞扬西方数学的同时，徐光启对传统数学的现状作出了很多尖锐的批评，其措词之严厉，在明代士人中并不多见。与此相反，作为改历的组织者，他职掌礼部，管辖钦天监，呈送皇帝有关历法的奏折，语气则温和得多。

然而，天文历法是皇权的代表、天子的象征，因此，当耶稣会士介绍西方天文学，要改变传统的正朔，势必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徐光启被誉为明末天主教的三大柱石之一，也是历法改革的倡导者、推动者和实践者。面对明代停滞不前的传统历算，如何说服一些保守的士人推行历法改革？他采取的方法、策略如何？

在历议中解释为何要学习西方历法时，徐光启援引前代的例子，即搬出洪武初年借用回回历的经验，作为明末改历的榜样，为改历制造舆论。在崇祯二年七月十一日的礼部奏折中，徐光启提到明太祖朱元璋“尝命史臣吴伯宗与西域马沙亦黑翻译历法”。在同年七月二十六日的奏折中，他又强调“修历用人三事”，首先要利用李之藻这样的“中外臣僚”；其次要用西法，重提朱元璋命人翻译回回历法之事。此外，他在担负历法改革的重任之后，在多种场合对如何接受西学进行了宣传。崇祯四年（1631），在所上“历书总目表”中，他重提明初学习西域历法之事，并感叹没有大量翻译西域历法著作，使大统历法不能完备，于是提出：

《大统》既不能自异于前，西法又未能必为我用，亦犹二百年来分科推步而已。臣等愚心，以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翻译既有端绪，然后令甄明大统、深知法意者，参详考定，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

徐光启认为，在《大统历》不能满足天文观测的需要时，有必要大规模翻译西书，为“超胜”作准备，并主张借用西方的天文知识为“材质”，来重新研究和改造《大统历》，而不是照搬西法。西方历算知识传入之后，徐光启等士人为接受西学，打出维护传统正统性的幌子，“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即是典型的例子，此举看似保守，实则是西化的有效手段，其目的显然是为西学的合法化开道。

利玛窦、汤若望像铜版画，A. Kircher, China Illustrata. Amsterdam, 1667，上海图书馆藏

从崇祯二年到六年（1629—1633）的五年间，徐光启从礼部侍郎、礼部尚书升为大学士，积极投入了历法的改革。不论是西方天文学著作的翻译，仪器的制作，还是人事安排，乃至日常的经费开支，他都作出了通盘的考虑，为《崇祯历书》的完成打下了基础。

明朝末年，由于朝纲日坏，社会危机四伏，满族在北方崛起，一些有识之士忧心时艰，主张经世致用之实学。而此时耶稣会士借欧洲科学来传播天主教义，使中国人耳目一新。徐光启等人出于主实用、求富强之宗旨，试图借用西学达到拯救朝廷之目的。徐光启在《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中，提到历法修正十事、修历用人三事、急用仪象十事、度数旁通十事。在度数旁通十事中，他陈述数学是研究气象、水利、乐律、建筑、理财、机械、舆地、医药、计时等国计民生大事的基础。熊三拔编写的《泰西水法》、邓玉函与王徵合著的《远西奇器图说》，以及崇祯年间汤若望翻译的《坤舆格致》《火攻挈要》（《则克录》）等书，涉及水利、机械、矿冶、造炮等，均为了满足当时的实际需要。

徐光启作为朝廷重臣，提倡改革，得到了明清之际绝大多数士人的认同。但也有反教人士对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如杨光先（1597—1669）认为徐光启为“名教罪人”，并说“邪臣徐光启贪其奇巧器物，不以海律禁逐，反荐于朝，假以修历为名，阴行邪教，延至今日，逆谋渐张”。乾嘉学者阮元对徐光启也有微词，在《畴人传·利玛窦传》后论曰：“自利玛窦入中国，西人接踵而至，其于天学皆有所得，采而用之，此礼失求野之义也。而徐光启至谓利氏为今日之羲和，是何其言之妄而敢耶。”到了晚清时，西学再次传入，徐光启在引进西学中的角色也被再次提及，保守派人士王仁俊提倡西学源于中国说，对徐光启提出严厉批评：“自万历中利玛窦、熊三拔以西法入中国，其时徐光启不学无术，诧为绝诣，不知其衍中土之绪余。”对一个伟人的功过，因为时代的不同，评价也大相径庭，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安多《数学纲要》（Synopsis mathematica）所载托勒密、哥白尼、第谷宇宙体系图，上海图书馆藏

明末改历之前，西方天文学正经历一场革命，托勒密的地心体系受到了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日心说的挑战，但因宗教因素，日心体系的传播受到限制。《崇祯历书》主要采用了丹麦天文学家第谷（Tycho Brahe，1546-1601）的宇宙体系，该体系基于许多天文观测基础之上，折中了日心说和地心说，但仍然以地球为中心，并认为地球是静止的，书中虽然提到了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的某些成就，但耶稣会士并没有把日心说完整介绍过来。除了宗教的原因之外，日心体系的观测精度并不及第谷的地心体系，而天象的精确预测，是编制历法的重要基础。耶稣会士之所以采用第谷的天文学说，其重要原因是该体系能够更为精确预报日月食，推算行星位置，满足了明末改历的需要。这些因素综合的结果，使第谷体系得以在中国流行。《崇祯历书》未及颁行，明朝就告灭亡。入清之后，汤若望把《崇祯历书》作了修正和订补，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并用来编纂《时宪历》，西洋历法从而代替《大统历》，成为清代正统的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