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中亚和东亚地区的佛教金石雕造、保存和研读

近百年的考古调查和发现证明，中国在六世纪中期就已开始使用石材作为传承佛教文本的媒介，正如安阳小南海石窟的刻经题记中所说“镂石班经，传之不朽”，较之纸质文本的脆弱和容易修改，金石被视为长久保存佛教经典的首选载体。伴随着佛教在中亚和东亚地区的广泛传播，佛教石刻材料逐渐呈现出多样性趋势，不再局限于佛教经典的镌刻，大量与佛教相关的碑刻题记与墓志也不断涌现，成为研究当时佛教流布与社会信仰状况的重要资料。
研讨会海报 （智誉法师制作）
2019年8月20日至21日，“中亚和东亚地区的佛教金石雕造、保存和研读”研讨会在牛津大学圣安妮学院（St Anne’s College）举行。本次会议由旭日全球佛学网络（www.glorisunglobalnetwork.org）主办，北京大学佛教经典与艺术研究中心、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拔地入云”计划（www.frogbear.org）、龙门石窟研究院协办。
在本次研讨会上，来自东亚、欧洲及北美等地拥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相聚于牛津大学，从宗教学、语言学、考古学、历史学等诸多角度发表其对不同佛教石刻材料的研读和理解。会议分为“石刻造像”、“石刻地域所见佛教”、“佛教墓志铭”、“佛教石经”、“佛教石刻材料所见禅宗与密宗”、以及“佛教石刻所见的士大夫、皇族妇女、地方网络与神圣叙述”等六个部会。各部会的讨论内容均涵盖了不同文化传统、不同时期以及不同地区的石刻材料。
部会1 石刻造像
来自南京大学的童岭在实地考察了武威天梯山石窟之后，结合相关历史文献，提出之前将北凉视为地方小政权的观点应为一种对“边缘”即“狭小”的误读，北凉一度掌控了河西走廊大部分的地域面积。同时，他认为近年来新发现的造像与《高僧传》及《法苑珠林》中记载的北凉王“为母造丈六石像”相契合，但是直接将其视为“王太后”（沮渠蒙逊未称过帝）的女性佛像则是一种过度解读，这源于对“为……造……”这样的典型北朝造像记句式的误解。
南京大学童岭教授发言（本文照片均由武汉大学研究生李程鹏拍摄）
近年来，有关王朝正统地位或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已经成为中古史研究学界的重要话题。来自浙江大学的孙英刚关注到了文献记载中北齐皇帝进行过模拟燃灯佛授记场面的佛教活动。文宣帝高洋曾布发于地，视高僧法上为佛，让其践发，以此塑造自己佛教转轮王的身份，希望从信仰和政治的双重维度加强自己统治的神圣性。
浙江大学孙英刚教授发言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陈志远从细处着眼，以佛教写经和造像发愿文中频繁出现的祈愿对象“七世父母”为研究对象，追溯其在佛教经典中的思想源流，提出其不仅仅指现世家族的七代祖先，同时还受到印度佛教固有观念的影响，代表了基于轮回观念的七次前生中的亲生父母。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孙明利从图像布局、表现内容、以及碑刻题记等三方面细致分析了重庆大足宝顶山大佛湾南宋第十八龛观无量寿经变，发现该龛造像不论在表现内容、还是表现形式方面都有别于四川唐、五代同类经变：即在弱化西方净土世界景象的同时，强调九品往生场面，并将供养人代表融入十六观中；注重图像与碑刻结合的表现方式，凸显了宋代佛教的教化功能。
部会2 石刻所见地域佛教
近年来，东亚佛教研究越来越重视材料所在地遗存和历史背景。
来自北京大学的王珺以田野调查与文献对比为主要研究方法，对未经学界深入发掘的千像寺等盘山周边佛教遗址开展田野调查，对比相近时期的佛教遗存，介绍了遗址中所体现的辽代古蓟州地区的佛教流布和信仰状况，以期对这一地区佛教信仰拥有更全面的认知，进而促进对该地区寺院碑刻遗址的发掘和保护。
洛阳龙门石窟研究院的张乃翥和北京大学的张成渝介绍了一件近年来在龙门东山南麓出土的开元十年（722年）王维书丹的陀罗尼经幢，同时介绍了王维在经幢序文中表现出的佛教信仰意识。这件佛教遗物的出土不但为研究龙门地区唐代寺院提供了珍贵的文物依据，更为后人观摩唐代这一著名历史人物的书法行迹展示了千载难遇的文化瑰宝。
同样来自龙门石窟研究院的焦建辉介绍了一批于唐代武则天至玄宗时期集中出现在龙门石窟的“业道像”，依据造像记中的尊名排序及龛内造像的位置关系，指出这批造像带有强烈的地域性和世俗化倾向，推测其是在皇室佛教信仰的影响下，由略通教义的社会下层杂糅诸佛经内容创制的崇拜对象，显示了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东亚佛教的一个特殊侧面。
会议现场
部会3 佛教墓志铭
除了石经与碑刻题记之外，佛教徒的墓志铭也是研究当时佛教及其与世俗政治、经济互动的重要材料。
来自加拿大温尼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innipeg）的白思芳（Stephanie Balkwill）通过对目前所见最早的比丘尼墓志——北魏释僧芝的墓志进行研读，考证其与北魏的三位皇帝和两位太后均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和互动，是当时一位具有政治影响力的比丘尼。同时，通过分析墓志中对僧芝佛教实践的描述，可以推测出她还受到了来自南朝佛教传统的影响。
来自美国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的朱隽琪（Jessey J. C. Choo）选取了两位唐代佛教信徒的墓志——《大唐故毛处士夫人贾氏墓志铭并序》及《故朝散大夫京苑总监上柱国茹府君墓志铭并序》——作为研究案例，指出墓志铭不仅仅是埋在墓葬中陪伴死者，其内容还被更多的生者所阅读和流传。作为一种了解当时佛教徒社会活动及宣扬佛教信仰的重要材料，这些墓志铭亟待更深入的研究。
此外，来自美国里德学院（Reed College）的迪磊（Alexei Ditter）从系谱学、传记研究等角度出发，对比了中唐时期佛教居士与僧人墓志铭的内容及描述风格，阐释了墓志铭的作者是如何利用适当的语言描述与佛教有关的内容，以期满足佛教徒的要求。
会议现场
部会4 石经
众所周知，房山云居寺保存数量庞大的佛教刻经和题记，是反映当时社会形态和佛教信仰状况的重要资料。日本明治大学的气贺泽保规（Kegasawa Yasunori）通过对房山石经中《大般若波罗蜜多经》600卷刻经题记内容的梳理，介绍了唐玄宗至唐末的三个世纪间生活在幽州的民众参与《大般若经》刻经活动的情况，并关注到了本地区九世纪以后出现的“巡礼”活动，其对刻经事业的持续进行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日本明治大学气贺泽保规教授发言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雪松在深入研究了房山石经中所收录的金代《一乘法界图合诗一印》这一单本刻经及“俨法师造”的署名之后指出，这件刻经很可能是由重视文字排列的信徒出资刊刻，将文字排列成“印”以产生神秘的宗教效果。这件刻经除了对探讨唐代智俨、高丽义湘等华严学者的哲学思想有重要的意义之外，对理解辽金佛教徒的信仰实践以及对汉语系佛教文献神形态符号表征也具有珍贵的价值。
德国海德堡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院（Heidelberg Academy of Sciences Humanities）的温狄娅（Claudia Wenzel）选取了山东地区六世纪的刻有《文殊师利所说波罗蜜经》的刻经残件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刻经内容和供养人题记进行分析，展示了早期山东地区刻经供养人之间的关系网，其中部分人员还与同时期河北南北响堂石窟的刻经供养人有所重迭和互动。此外，她在报告中指出这部佛经的刊刻和流布与之后山西五台山的文殊信仰有一定的关联。
德国海德堡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院温狄娅（Claudia Wenzel）教授发言
部会5 佛教石刻材料所见禅宗与密宗
东亚佛教中关于禅宗与密宗的起源与传承的讨论一直以来都是佛教学者们关注的问题。近年来伴随着越来越多相关碑刻资料的发现，中晚唐以后禅宗与密宗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突破。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的荣休教授巴瑞特（T. H. Barrett）在肯定了使用碑刻材料研究禅宗的重要性的同时，阐述及反驳了部分学者们对于九世纪唐伸所撰写的《澧州药山故惟俨大师碑》的解读和观点，指出在利用碑铭材料研究佛教史的同时，学者们还需要考虑到当时创作碑铭的环境和历史背景。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巴瑞特（T. H. Barrett）教授发言
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刘泳斯通过考察《燕京永安寺释迦舍利塔碑记》等辽代石刻、经幢等资料、黑水城文献，判断辽代道㲀《显密圆通成佛心要》的成书年代可以确定在十一世纪八十年代，因为此时他的学术研究重点已从禅宗转向密宗。同时通过道㲀对待禅、密的不同态度及其前后发展变化，也可以管窥宋、辽佛教逐渐呈现出来的巨大差异性。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的纪强（George Keyworth）在释读了朝阳北塔地宫所发现的辽代经幢上的九部陀罗尼经的基础之上，探讨了如何理解十一世纪辽代密宗信仰状况的问题，同时他还发现了慈贤在翻译《佛说金刚大摧碎延寿陀罗尼》时对《龙龛手鉴》的部分注释有所借鉴。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纪强（George Keyworth）教授发言
部会6 佛教石刻所见的士大夫、皇族妇女、地方网络与神圣叙述
来自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仓本尚德（Kuramoto Shotoku）通过对比《大唐弘福寺上座故首律师高德颂碑》、《续高僧传》等材料，回顾了玄奘回国前的长安佛教，阐释了初唐时期弘福寺的发展情况与西明寺的建寺过程，同时论述了道宣取代玄奘成为西明寺上座是基于高宗武后着手削弱玄奘势力，及新旧学派之间竞争（道宣支持灵润等旧学派）等复杂历史原因的结果。
中古时期的文人士大夫在佛教传播网络中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往往为学者们所关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陈金华通过细密研读书法家颜真卿为抚州宝应寺律藏院之戒坛所撰写的纪念性文字，揭示了这位著名书法家的佛教思想及其在律宗系谱建构中所发挥的作用，并探讨了以其为代表的唐代士大夫在宗教网络的构建中如何挣扎于其儒家、佛教和道教等多重宗教身份的认同。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陈金华教授发言
皇室成员也常常是捐资建立佛教寺塔的重要供养人。浙江大学的冯国栋解读了夏竦所撰的《大安塔碑铭》，展现出宋初比丘尼妙善、道坚历二十余年建立大安寺、护国禅院的经过，并追溯此二人与宋代皇室与政府高层的密切联系。这些联系反映了宋代初年皇室与佛教僧尼之间的互动，尤其展现了皇族妇女如何参与佛教事务和她们参与佛教活动的原因。
近现代东亚地区的佛教碑刻也是研究本地区佛教流布和嬗变的重要资料。来自新加坡佛学院 (Buddhist College of Singapore) 的纪赟通过解读现存新加坡莲山双林寺的数方碑刻铭文，并辅之以报刊等其他史料，勾勒出双林寺的兴建缘由及后期运作，同时指出这座寺院是华南地方宗教信仰以及宗亲、宗乡与行业公会等帮群组织利用宗教的神权来建构管理基层力量的一种尝试。
来自奥地利科学院亚洲文化与思想研究史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Asia）的李婵娜追根溯源，从佛教流行的供养故事出发，梳理印度早期各部派对这些供养故事的不同改写版本，探究这些不同版本的故事所反映的各部派关于优先供养佛、僧的不同观点，同时探究各印度早期部派相互抵牾的“佛”、“僧”观。最后她结合印度石刻所见的实际供养观，揭示了佛教理论与实践的差别。
会议现场
8月21日下午，陈金华教授在最后的讨论环节对会议进行了总结，在场的学者们还就今后会议的议题和项目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会议圆满结束。在本次会议上，学者们深入探讨了作为承载佛教经典的重要媒介的石刻材料在东亚的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的雕造、使用和保存情况，以及其在佛教流布和嬗变中所发挥的作用。此外，研讨会就佛教研究与石刻材料研究的新方向进行了介绍和交流，实现了跨学科的思想碰撞与交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会议在参会者选拔上还努力达到性别与年龄的平衡，使得不少青年学者与优秀的女性学者能在本次国际会议上崭露头角。
与会学者与菁英班学员合影
本次会议也是今年牛津佛学菁英班（2019年8月11日-30日）的一个组成部分，五十余位来自世界各地从事东亚佛教研究的菁英班硕、博研究生也有机会在现场聆听学者们的发表，并积极参与提问和讨论环节，与国际上东亚佛教研究相关领域的领军人物展开了密切的学术交流，建立了进一步的联系。这与主办方旭日全球佛学网络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佛教、推动佛学研究、选拔与培养国际化学术菁英的宗旨一致，得到了与会专家和青年学者们的肯定与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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