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劳特利奇哲学史》看哲学史编纂学的进展

由冯俊教授担任中文翻译总主编的《劳特利奇哲学史》（10卷本）中文版历时15年全部出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不久前推出全10卷“典藏版”，共计540万字。该书是西方世界在走向21世纪时出版的一部代表当今世界西方哲学史研究领域最高学术水平的著作。中文翻译本的问世也是我国西方哲学研究领域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标志性成果。

冯俊教授在“《劳特利奇哲学史》出版发行暨西方哲学的翻译、研究与写作研讨会”上提出了哲学史编纂学的四个问题：“哲学史编写是应该厚古薄今还是应该厚今薄古？”“编写哲学史是否必须要有一个逻辑体系？”“哲学是不是仅等同于本体论和认识论、哲学史是不是仅仅描述本体论或认识论的发展史？”“在文献资料浩如烟海的时代，能否凭一人之力写出或翻译出具有全球视野的哲学史？”看看《劳特利奇哲学史》，不难对这些问题给出回答。《劳特利奇哲学史》的编撰反映出哲学史编纂者对哲学史编纂学的理解，如下三个特点既体现出《劳特利奇哲学史》一书的特点，也反映出西方哲学史编纂学一些新的进展。

第一，理性重构与历史重构相结合。对文本的诠释与批评历来是哲学史编纂的基础工作，但哲学史作为既是哲学又是历史的一项工作，它是应该更侧重于哲学还是更偏重于历史？前者表现为理性重构，后者表现为历史重构。《劳特利奇哲学史》试图在这两者之间达到一种平衡。正如英文原版总主编英国学者帕金森和加拿大学者杉克尔在总序中所言：“我们发现我们自己非常像神话故事中的"激进的翻译家"，对现代哲学家们如此着迷，力图用作者自己的文化眼光，同时也以我们自己的眼光来理解作者的思想。这可能是一项令人惊叹的任务，在历史的尝试中我们多次失败，因为我们的哲学兴趣是如此强烈；或者是忽视了后者，因为我们是如此的着迷于前者。”在《劳特利奇哲学史》中，理性重构的眼光体现在对一些重要哲学家进行描述的侧重点选择上，对一些较小人物的选取上，以及对一些重要哲学思潮的早期发端的挖掘上。这暗示着一种现代人的眼光，一种隐性的逻辑线索，仍然希望古代哲学家们能够与现代人进行对话。历史重构的眼光体现在，由众多专家学者负责的各章之间只是维持了一种松散的时间线索，并没有遵循严格的逻辑线索或形成某种理论体系，对每一位哲学家的描述也尽量在当时的背景下进行描述与评估。

第二，纯粹哲学与交叉哲学相结合。这里借用叶秀山先生的“纯粹哲学”概念，“纯粹”是指“不杂经验”或“与经验无关”的意思，但又全面、具体而有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第一哲学”也就是“形而上学”，第一哲学或形而上学是关于“第一因”的研究，包括对上帝的研究和对作为存在的存在的研究。到18世纪，唯理论者认为心身关系、灵魂不朽、意志自由也是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沃尔夫将形而上学概括为普遍的形而上学和特殊的形而上学，前者即存在论，后者包括理性心理学、宇宙论和自然神学。但对哲学史编纂而言，心身关系可以延展到心灵哲学，灵魂不死可以延展到宗教哲学，意志自由可以延展到伦理学。自经验论和唯理论的争论以降，认识论逐渐成为西方哲学中探讨的重要内容甚至是主体部分。20世纪的哲学史尤其是我国国内编写的哲学史大多是以这种扩大了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为核心框架。进入21世纪以来，哲学史编纂开始自觉地总结20世纪哲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特别是对应用哲学和一些交叉性哲学研究领域成果的总结，而《劳特利奇哲学史》在这方面体现得尤为突出。在《劳特利奇哲学史》中，交叉哲学大体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某些学科的元理论层面，如数学哲学、生物学哲学、物理学哲学、法哲学等，一类是对某些社会实践领域的哲学反思，如应用伦理学，女性主义哲学等。但无论是元哲学，还是应用哲学都有着具体的领域指向，相对而言都不那么“纯粹”了。

第三，哲学内史与哲学外史相结合。20世纪30年代，科学史研究出现了从内史向外史的转向，科学内史指科学本身的独立发展史，科学外史则重视外部社会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影响，主张将科学的发展置于复杂的社会背景中加以研究，科学社会学由此发端。同样，哲学固然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但科学技术的进步、文学、艺术活动和政治事件对哲学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哲学史编纂的惯例是在介绍哲学的发展之前先交代当时的社会背景，对两者的具体关系不再做过多的解释。《劳特利奇哲学史》每一分卷都包含一份该卷所涉时间跨度内哲学、科学技术和文化政治事件的大事年表。但更重要的是，《劳特利奇哲学史》花了大量的篇幅来描述每个时代哲学与其他社会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哲学与各门科学的最新发展之间的关系，比如19世纪心理学和哲学的分离，20世纪的行为科学、控制论与哲学的关系等。

《劳特利奇哲学史》的总主编在其序言中说：“这部哲学史不仅是写给专家看的，而且也是写给普通读者看的”。然而每一位读者在翻阅这套丛书的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当翻阅某些章节时，我们会为对某个哲学家的准确描述所折服，也会为找到最新话题的早期发端所欣喜；当翻阅某些章节时，我们会疑惑这还是不是一部哲学史，因为它在非常具体地讨论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旋而我们也会释然，它的确是一部哲学史，因为它总是保持着哲学的兴趣。

（作者：鲍建竹，系上海大学哲学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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